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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手无寸铁”的战斗——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倒唐”记
发布时间:2021-11-25        浏览次数:        

  1926年底,中国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首先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就是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联合各阶层力量,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反动统治。

  唐继尧为云南督军兼省长,在辛亥“重九”起义特别是护国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声望一时达到顶峰。此后唐继尧野心膨胀,连年卷入军阀混战,一心发展个人势力,想当“计划中未来的中国总统”。1925年3月18日,孙中山逝世6天后,唐继尧突然宣布就任广东大元帅府的副元帅,遭到广东革命政府和国共两党一致反对和谴责。唐继尧便勾结北洋军阀,对抗广东革命政权,出兵进攻广西遭到重创。1926年7月,唐继尧与北洋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勾结,在云南高唱“”“讨赤”的调子,对抗革命。他下令封锁查禁从广东、上海流入云南的革命书报,派人跟踪监视从上海、广东回到云南的革命人士,甚至加以逮捕、迫害。唐继尧指使一些政客筹备组织民治党,开办民治学院,鼓吹国家主义,抵制孙中山的,诬蔑。他还利用一些教师在课堂上宣传国家主义,受到昆明员和外围组织青年努力会成员的坚决抵制,发动同学拒绝上课,要求学校撤销这些教师的职务,将这些教师驱逐出学校。

  1926年11月下旬,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刚建立,就成立了政治斗争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展“倒唐”斗争。政治斗争委员会由李鑫领导,吴澄、周霄、黄丽生参加。他们对“倒唐”的形势和各种矛盾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唐继尧与他的部下实权派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和大理镇守使李选廷之间有矛盾;唐继尧部下之间也有矛盾,而且在不断激化。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企图利用人民革命的力量,来达到自己争权夺利的目的。要利用这些矛盾,团结和争取一切反对唐继尧的社会力量,促使四镇守使联合出手,实现“倒唐”。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倒唐”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制造“倒唐”舆论;第二,当面策动四镇守使“倒唐”;第三,发动群众请愿“倒唐”。特别支部认为,制造舆论和发动群众请愿,是这次“倒唐”斗争的关键一步。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费并满足其穷奢极欲的挥霍,唐继尧军阀政府以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滥发纸币、统运大烟等手段搜刮百姓。云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币值狂跌,金融混乱。为摆脱金融危机,唐继尧又强制发行地方公债,横征暴敛,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还殃及不少中层和上层社会人士的利益,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中共云南特支和政治斗争委员会决定先由党、团员把唐继尧祸滇的罪恶事实分别列出,写成私人控诉书或团体请求书,每人每天抄写一份,分别投送到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私宅或公署,恳请他们共举吊民伐罪的义旗,推翻唐继尧的统治,解除三迤人民所受苦难。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社会团体中,学生群众中以及进步的社会人士也都纷纷向四镇守使提出“倒唐”请求。

  中共云南特支归纳了唐继尧的十大罪状,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制造“倒唐”的舆论,还发动云南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励进会、小学教师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和各界群众,公开揭露唐继尧实行军阀统治、对抗国民革命的罪行。他们或写信或派出代表,先后到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官邸请愿“倒唐”。

  中共云南特支大造“倒唐”舆论,切实影响了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唐继尧为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断削减四镇守使等高级军官的兵权,并大量裁减四镇守使部队的兵员和武器装备,并以明定缺额、点名发饷等方式堵塞各级军官空领兵饷等生财的门路。与此同时,他任命自己的堂弟唐继虞为陆军总监,掌握军队大权,并把刚从法国购买的新式武器绝大部分装备唐继虞所指挥的部队。非嫡系的军内外官员对唐继尧的作为十分不满。

  中共云南特支无一兵一卒,便利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以各种方式不断催化、激化,促使四镇守使采取“倒唐”行动。在大造舆论、发动请愿的同时,中共云南特支还利用种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渠道,策动四镇守使“反唐”。

  在四镇守使中,龙云是重点策动对象。龙云控制着唐继尧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又驻扎在昆明,控制着云南的心脏。龙云为唐继尧所重视和提拔,对唐也表现得很忠诚,但对唐继尧指定其弟唐继虞为接班人耿耿于怀。

  1926年12月中旬,龙云的参谋长高蕴华因与周霄有亲戚关系,前往周霄家中作私人探访,与周霄交换了关于时局的看法。

  吴澄和龙云的夫人李培莲早年是女师同学,借此层关系,吴澄多次以党员的身份走访李培莲做工作。员张增智与李培莲有亲戚关系,奉命协助吴澄工作。在与吴澄交谈了几次后,李培莲对吴的印象极好,便将她引荐给龙云。善于鼓动的吴澄向龙云分析了当时的全国形势,指出唐继尧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下,垮台只是时间问题,希望龙云当机立断,不要坐失良机。龙云表示自己会和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等人商量。

  周霄和胡若愚的侄子胡问津是同学,他通过这层关系,专程前往蒙自,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游说胡若愚,转达民间的呼声。胡若愚以试探口气问周霄:“云南一向是唐氏主政,一旦变为民主政权,谁能担负全部责任?”周霄说:“革命政府以多数委员组成,实行民主集中制,会商一切问题,决议以后,交由主席执行,主席一职以委员中资历最深、声誉最隆的人,经由共同会议推举担任。以军长资历而论,实在各军之上。声誉一层,只要靠拢人民,为群众谋利益,自然会取得人民信仰,推崇拥护,这就要军长自己努力了。”长谈之后,胡若愚答应相机进行。

  中共云南特支还通过省立师范进步教员李子固(后加入中国)做张汝骥的工作。李子固是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一期毕业生,后脱离军界投身教育,他和四镇守使都有旧谊,他在与张汝骥谈话时得知,张希望能和中央派来的人见面,再决定自己的行动。中共云南特支了解此情后,即派黄丽生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由李子固引见张汝骥。

  张汝骥对黄丽生开门见山地说:“唐公的确是被一班宵小所包围,弄得怨声载道,成为众矢之的。自己力薄,不能挽救唐公的危亡,但是,自己又不能以下犯上,落得个骂名,所以在子固兄多次劝说中,都在考虑着,究竟走哪个方向才对,希望得到黄同志的启示。”

  黄丽生对张汝骥说:“以唐氏来说,是云南的封建军阀,造成人民痛苦的祸首,是云南和全国人民的公敌……军长忠义之心要用来保卫地方,爱护百姓,忠于革命事业。更何况胡、龙两军长已经表示决心靠拢革命,军长方面又何必再有顾虑。”张汝骥听后马上表示:“既然二、五两军都干,我也决不后人。”

  当时的情况是,云南四镇守使不甘被唐继尧边缘化,但都需要借云南“民意”和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之名来“倒唐”,以师出有名,实现自保,争权夺利。而中共云南特支一方面通过大造舆论和组织民众请愿让四镇守使获得“民意”支持,又以特派员的身份让他们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这两个支持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取得了“倒唐”的合法性,成为推动他们联合“倒唐”的重要的外部推力。

  1927年2月2日,时值大年初一,此时兵饷成年未发,春节来到,也只发了半个月的伙饷,军中大哗,士兵纷纷索饷。2月6日,龙云趁机在昆明实行戒严,派兵堵截昆明各城门要道,先后抓捕了唐继尧的亲信共20余人。同一天,龙云和胡若愚分别向昆明调兵,并电催张汝骥、李选廷一致行动,向省城进逼。同时,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人联名通电,指责唐继尧“全出独裁,势同专利”,表示愿“外应潮流,内顺舆情”,拥护国民政府。他们还派出代表,到省公署面见唐继尧,提出与国民政府联合等12项条件,要求唐继尧公开政治,改组政府,驱除唐继虞、陈维庚等亲信。事变发生时,唐继尧企图进行,命亲信部队袭击龙云,但部队已拒绝执行命令,而与龙云暗中联络,反击遂成泡影。四镇守使部队随即对昆明完成了包围,唐继尧无可奈何,表示可以接受条件,并拿出私蓄发放军饷,但已无济于事,唐继尧只得交出政权,解散民治党。云南省议会也通电表示赞同四镇守使的主张。

  2月20日,胡、龙、张、李在昆明宜良召开改组省政府的协商会议。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派出吴澄、马逸飞、谢辅忠、杨静珊、张增智等,分别代表省教育会、省学联、省农会等群众组织或作为妇女代表列席会议,从不同角度阐述党和各界群众团体的主张。胡、龙、张、李四军长会见了各界代表,宣布云南地方政府由省务委员会领导,先由胡若愚任主席,以后再由委员会决定轮流担任。可在云南公开活动,各人民团体可以根据各界人民意见重新成立。由此,唐继尧在云南14年之久的统治宣告终结,史称“二六政变”。这次“倒唐”,是中共云南党组织成立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二六政变”发生后,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提出了40条以改革滇政为主要内容的建议书,恢复了云南学生联合总会、建立了云南省立六校教职员联合会,并通过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向龙云等提出省政府采用委员制、财政公开、废除苛捐杂税、禁绝鸦片、缩减军费、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和建议;省教育会提出伸张民权、公开政治等要求;省立

  唐继尧倒台后,云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为了加强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王德三及在广州大沙头云南政训班结业的中共党员赵琴仙、赵祚传、杜涛、毕昌杰、张炽等,于2月中下旬先后回到昆明。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3月1日在省教育会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任书记。特委设立了学运、军运、等委员会,创办机关刊物《日光》周刊。在中共云南特委的领导下,云南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4月至5月,云南先后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云南妇女解放协会、云南省农民协会、云南省学生联合会、昆明总工会。在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的同时,中共云南特委也积极为在云南建立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1927年3月,成立了中国云南省临时省党部。中共云南特委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云南以工农运动为主体的国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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